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

“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校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 ’？”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 “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 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