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雷远东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为各种艺术形式发挥再创造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和元素，形成魅力丰富的“三国文化”。“三国文化”中积淀了中国传统深厚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民族精神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月28日下午，名人大讲堂“三国文化季”的第四场讲座在四川旅游学院开启。天津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铁生，登上大讲堂带来一场主题为《<三国演义>艺术结构的史实与虚构》的精彩分享。郑教授的分享有点有面，既分析了《三国演义》文本演变、诞生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心理积淀，又阐述了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历史素材与文学创作之间虚实交织难分的微妙关系。

郑教授条分缕析，让广大读者更深入了解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叙事密码和文化根脉。在郑教授看来，《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既立足于史实，有很强的真实性，同时更是一部具有高超创作技艺的艺术作品。当历史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不管是赤壁烽烟下的谋略博弈还是荆州棋眼处的群雄角逐，都在小说家神奇的笔下产生了虚实相生的独特魅力。

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

《三国演义》中大量素材来自《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其主要人物和大的事件纪年、过程以及流向，都遵循真实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史评的总体倾向。如果把《三国演义》当作是一棵古树，其枝叶花果上可以看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从其主干横截面则可以细数历史的年轮。但《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这样的史书，而是文学作品。为了艺术需要，《三国演义》中也有虚构的成分。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王允设计貂蝉“美人计”，诸葛亮的“借东风”，甘露寺“刘备成亲”等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七实三虚”是关于《三国演义》史实与虚构关系比较普遍、常见的论断。

但如何准确理解、把握这部小说中的“实”和“虚”？其中“虚”和“实”是怎么结合起来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分析《三国演义》哪一部分是史实，哪一部分是虚构。他们努力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一一对照后发现，将之作简单的区分并不容易。

对此，郑教授提醒大家注意，《三国演义》中的“实”和“虚”，并不是历史事实和虚构情节之间的简单关系。哪怕是根据历史事实的书写，没有添加任何虚构情节，小说家依然可以靠着微妙的叙事方式，创作出“虚”的艺术境界来。而且，小说家由于受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审美理想、气质才能、创造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对现实时空关系的感受和理解以后，所建构的审美时空形态，就会同现实时空形态之间存在着距离、错位或倾斜，小说家控制历史时空有时浓缩，有时延伸，有时隐没，有时张扬，于是就造成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的交织效果。

石墨和钻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却因结构不同而性能迥异。文学作品有时也跟自然科学有相通之处。郑教授说，分析《三国演义》哪部分是实，哪部分是虚，不能仅仅根据其叙事成分是非来源史实上，而要把探索的犁头开掘到叙事的结构方式上。这才是揭示历史小说叙事艺术的根本。“史事一旦被小说家熔铸在独特的叙事结构之中，就变成了带有创造性的新的存在。实中长出虚来，虚中又有实。这是认识艺术形象虚实关系的核心问题。任何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创造，都不只是取舍和加工已有的素材，而是将各种素材组成一个系统，进行一种整合性的审美创造，如同一个新生命的孕育。”

谈及此，郑教授以《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杨修之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分析。“杨修之死”的故事素材与正史无多殊异，但罗贯中在其中运用微妙的叙事功能，将 “改建园门”“分食盒酥” “梦中杀人 “鸡肋事件”等真实事件进行艺术整合，错落有致，层次渐进，呈现出的审美效应已远非散见的史料可比。 罗贯中将这些取自《三国志》及裴注、《世说新语》零散的史料，作为细节全部设置在《三国演义》“曹阿瞒兵退斜谷”这一回中。错落有致，层次渐进地构成了完整的情节，既展示了杨修性格鲜明的特征，聪明过人、恃才放旷，又烘托了主要人物曹操的典型性格。“可见，即使素材是全部取自正史，一旦进入整个叙事结构之中，也就与人物的群体性格，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融为一个有机的结构，从而富有了生命力。虚构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构也是一种对真实的发现，是一种创造力。”

民族心理意识和儒家思想的千年积淀

《三国演义》共由120回16个故事单元组成。其中写刘蜀集团的就有三顾茅庐、刘备转战、赤壁大战、三气周瑜、刘备取川、争夺汉中、关羽之死、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共11个单元，几乎涵盖了《三国演义》的绝大部分内容。面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三国演义》为何偏重写蜀汉，其次是曹操，孙权方面写得最少？

面对这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郑教授提到，这首先跟罗贯中设计《三国演义》的艺术框架有关。《三国演义》中表现的历史时空之广阔，是任何一部历史小说都难可比拟。时间上跨越百年，空间上至辽东，下到云南，东临齐鲁，西据川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活跃着数百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就像盖房子也得先立一个框架。把《三国演义》分解以后，会发现诸葛亮的《隆中对》中体现的思想，不仅是三国时代刘备集团建构蜀汉建国的大政方针，也是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的纲领性支柱。”

除了篇幅上对蜀汉的偏重，《三国演义》中非常明显的“拥刘贬曹”的倾向，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及和分析的课题。郑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从《三国演义》版本演进的细节着手说明，这种倾向并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情感偏向导致，也非他一人之力完成。“拥刘贬曹”倾向的背后是三国故事历代版本演进过程中民族心理意识的千年积淀。《三国演义》成书六百多年，其经典化过程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经历了文人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融互动，受到庙堂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合力的塑铸和提升，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和精神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另外哪一部作品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在数百年的民族精神文化中产生过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推动三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郑教授提到，“拥刘贬曹”背后是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的体现。蜀国在刘备、诸葛亮等治理下的“两川之民，忻（欣）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幼鼓腹讴歌”；“米满仓廒，财盈府库”。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太平景象。诸葛亮上后主刘禅遗表曰：“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出于真诚的道德追求，人格境界升华到了超功利的审美层次。他死后，“后主放声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这是《三国演义》塑造的理想化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显现的秉公处事、不徇私情、廉洁奉公、为民谋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从文化史来看，主要来源于儒家的廉洁奉公、重义轻利、以民为本等思想和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被《三国演义》升华为一种精神境界。

在郑教授看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被赋予很多光辉，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民族的情感，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境界为历代读者喜闻乐见。刘备、诸葛亮、关羽、赵云等蜀汉英雄，矢志追求“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家国理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民族的性格，融入文化的内蕴。而这些人物恪守信义的人格美，成为中华人物理想人格的化身。刘、关、张桃园结义，肝胆相照，一诺千金，矢志不渝，他们恪守信义，至死不渝，升华成为一种人格美。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君子坦荡荡”。罗贯中笔下蜀汉英雄的这种人格美，正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形象体现，具有超时空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跟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形象差别较大，可以算是从历史到小说中“变形”最大的人物。“这样处理，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这个主线人物。文学不能直接对应或重叠历史客观，但其艺术的真实却隐含着历史的真实。“文学形象不能简单地和历史人物相比附，不能直接简单粗暴地说小说中这个人物形象是真的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