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农业发展的“钱”“才”“地”问题
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三层新”
□ 颜培霞
农业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农业传统生产力的被动性、孤立性、单一性等局限性特征，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国的发展进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农业强国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开辟了新路径、新模式。农业新质生产力“新”在哪？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从三个层面看“新”在哪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利用新型高级生产要素、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供给的能力，凸显了生产力的物质属性和功能价值取向。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的生产形式也会塑造新的、与之匹配的农业生产关系和乡村社会关系，赋予农业新质生产力以丰富的社会内涵。据此，从功能价值属性、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三大层面，重点解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
从目标要求看，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农业传统生产力的首要目标是粮食产出最大化，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农业新质生产力整体跃升的功能性意义更加综合多元，不仅要在经济层面，实现农业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向提质增效型转变，还要在全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端化、品质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实现“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目标。同时，要强化农村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深度融合互动，统筹激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生态环境保护、乡土文化传承等乡村多元功能和价值。
从要素支撑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变迁升级及其优化组合，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从劳动者来看，不同于传统农业新质生产力依赖以农业维持生计的传统农民，新型劳动者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有专业技能、有创新能力、有市场开拓精神的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新创业人员等，是农业新型劳动者的典型代表；从劳动资料来看，“数”“智”型劳动资料是体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农村地区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以及大规模自动化智能化机械设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速变革农业传统生产模式，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提升和有效释放；从劳动对象来看，有别于农业传统生产力以土地资源为主，农业新质生产力凭其更丰富多元的乡村产业形态，如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农业体验、乡村手工业、物流运输、农产品网络营销等，可利用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大幅拓展，劳动对象也由土地、劳动力等易开发资源，向青山绿水、农业场景等不易开发的有形资源以及特色文化、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虚拟网络空间等无形资源延伸。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看，生产力通过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反过来，生产关系也影响生产力发展，由此，与生产力密切关联的高效能社会治理，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大国小农”的国情以及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前提。数字变革引领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组织法则上，是相对农业传统生产力条件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飞跃，要通过数字赋能农业组织创新、产业分工与协作，加快构建以小农户为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经济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开放共享型农业生产关系，以增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系统的适配性。另外，新质生产力指向下农村地区更加市场化、数智化的资源配置形式与商品交换方式，使得市场逻辑和市场组织秩序更深刻地影响和变革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秩序。因此，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逻辑秩序的紧密融合互动中，融入多主体、全要素、全过程、更加协同高效的现代社会治理，将深度镶嵌于具有组织化协作型特征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之中。
以城乡融合开创新格局
随着我国城乡加速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加快构建城乡互融互通与乡村本土实践智慧紧密结合的乡村开放型环境，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厚土壤。
第一，完善乡村产业财政金融支持政策，重点探索面向提升农业农村创新能力建设的财政奖补机制，引导更多资源配置到农业科技创新、乡村新型产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克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钱”的约束。
第二，继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覆盖和延伸，稳步提高农村教育、卫生健康、就业等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质量，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第三，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针对农村三产加速融合的发展态势，完善用地保障机制，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进行产品加工、物流仓储、产地批发市场建设、景观旅游、民宿餐饮等乡村非农产业发展；鼓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联营、联建、入股、租赁等多种形式进行开发和经营，增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用地”保障。
协同联动数字赋能促创新
创新，是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要着重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主体的关系，推动自上而下制度引领与自下而上创新探索的有机互补，构建国家意志与社会自治、市场力量有机统一的农业农村创新治理体系以及上下协同互动的乡村产业创新网络，努力激发驱动体系内部运转与整体演化的宏观循环合力。
具体而言，自上而下的制度引领，强调发挥政府机构在创新集成体系建设中的指引性、纲领性作用，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绿色、高效、创新、惠民的发展愿景，有机渗透到乡村产业发展、农业组织创新、农业管理等相关文件制定以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规则之中。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与实践，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农业农村资源配置与创新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把创新理念贯穿至农产品或乡村服务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经济全过程。
因此，要发挥好乡村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快培育壮大农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组织，完善其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形成与农业产业变革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变革相适应的乡村治理服务型体系，将日益式微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乡村。
另外，还要利用信息化时代数据要素的强流动性、泛在联结性、非排他性和非消耗性等独特属性，超越空间、产业和组织边界，赋能并链接多元创新主体、多维创新内容、多元应用场景，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多元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
一是完善数字农业农村导向的管理制度建设，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农业创新的不同方向和重点领域，给出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智慧农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标准规范等。二是推进农业数字技术和智慧农业建设，积极构建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绿色农业体系。三是用数字手段拓展乡村产品市场营销。布局一批电商供应链基地，用活用好各类产品营销平台，创新从地头到餐桌、订单农业、社区团购等不同的网络销售模式，畅通“生产者-消费者”直接联结渠道，增强消费者体验和市场反应质效，以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有效牵引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